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蕴-欧洲杯在线开户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我们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凸显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要求我们深入了解其文化根脉，“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未来。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深受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对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以及传统政治实践都有深刻的历史影响。我国民本思想的起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六经”体系的民本思想。如《尚书》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体现了上古时期统治集团对民本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的民本思想。如《礼记·礼运》载有“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认为人民奉养、服从君主的目的，是基于人民自己的“自治”“自安”“自显”。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提出了君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思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些民本思想对后世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演变和政治实践过程，均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秦朝建国仅十五年而亡国，其主要原因在于未实行民本政治。汉唐盛世的形成，与统治者自觉接受民本思想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开始的民主革命，其目的就是推翻专制帝制、建立“民治”政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扬弃性继承和创造性实践，使得传统民本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民主政治有了新进步和新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置于首位，将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作为考虑问题的第一要素，凸显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这是对重视民意理念的根本性超越、爱民得民观念的创造性转化、民为国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植根于大同的理想追求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诗经·大雅·民劳》提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社会理念，儒家代表人物孔子道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至理名言，这些都是古代先哲对于安宁、和谐、富裕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他们构想了一个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友爱互助、生活富足的理想世界。“王者之国，使民富”“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等思想，认为国家治理的精髓在于先使其子民富裕，统治者应该把民众生活富足作为首要大事来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等观点，则阐明了国富和民富的辩证统一关系。“损有余以补不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内容，表达了人们对公平、公正以及先富帮后富的期待。《晏子春秋》提出“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国语·鲁语上》载有“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这些“均贫富”“平均”的思想，都是共富理论的雏形。正因为“共富”是民众的共同向往，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和更大影响力，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往往把“等贵贱，均贫富”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本质上来看，古代先哲们对于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以及“天下均平”的朴素思想与当代共同富裕理论有诸多不同，但它们为当代共同富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传统文化滋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根源于物礼同重的传统

在历史上，有作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强调物质和精神两手抓，形成了富国富民和重礼尚道互促共进的传统。西汉的刘安在《淮南子·诠言训》一文中强调：“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西汉的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指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西晋的傅玄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这些观点均强调了富国富民是国家稳定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古代中国在追求富国富民的同时，也重视以礼治国，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礼记·礼运》中载有“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强调了“礼”对于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礼，发源于我国奴隶社会初期，其内容几乎涵盖一切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上层建筑。礼是国家所有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学术思想、道德规范的代名词，是古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其中的“义利统一”就是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礼。《易传·乾文言》载有“利者，义之和也”，意指“在对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必须讲求道义，彼此之间做到和谐统一”，要求个体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的提高和完善。诚然，古代中国追求的富国富民目标和重礼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其在内涵、实现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在经济发展创造奇迹的同时书写精神文明建设新辉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源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万事万物，强调人与宇宙是紧密联系的生命共同体，彼此共生共荣、互利共生。《孟子·尽心章句上》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指要把对亲人的爱推及百姓和万物万类。《庄子·齐物论》载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意为“天地与我并生不害，而万事万物都与我是一体同在的”，认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从而“与天地精神往来”。《周易》中的“道”包括天道、地道、人道 ，认为“天地”是万物之母 ，一切皆由其“生生”而来，天道、地道、人道是一个不断创生的系统，也是一个各类物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宋代理学家张载在所著《西铭》一文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强调说“百姓是我的同胞，自然万物皆与我为同类”，倡导人们要相互关爱，也要爱护自然万物。同是宋代理学家的程颢撰有《识仁篇》，其中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句子，认为要做到“仁”，就要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要把爱给予他人和万物。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说 ，把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由爱人扩展到爱物，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生共存、互促互补、相辅相成的和谐发展关系。这种理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丰沃的文化土壤，从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扎根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原文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指“亲近仁义、与邻国友好，这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协和万邦”出自《尚书·虞书·尧典》，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引申到今天，就是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各个国家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论语·学而篇》指出，“礼之用，和为贵”，意指“礼的功用，以遇事做得恰当和顺为可贵”。“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的目的是实现“和”，“和”须以“礼”为基础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著《道德经》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意指“兵器是不祥的东西，最好少用甚至不用。如果因为仗打胜了而得意洋洋，就说明喜欢杀人。凡是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赢得天下的拥护。打了胜仗，应以丧礼的仪式来处理”。老子的这段话，充分表明道家“不尚武力、追求和平”的思想观念。我国春秋时期的军事哲学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指“百战百胜，远远比不上‘不经过战争就使敌人屈服’来得高明”。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穷兵黩武和野蛮侵略的暴行终将被正义抵抗和文明礼仪的力量所征服。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顺应了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发展大势，必将对构建国际新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该文为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21szjs54010695）和西藏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藏教思政[2017]28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